江边的风总是带着一股潮湿的腥味，像某种陈年的告别提前发酵在空气里。我站在码头的水泥台阶上，看着那艘蓝白相间的渡轮缓缓靠岸，汽笛声刺破了黄昏的宁静。
那是二〇一五年的秋天，父亲送我去车站。更准确地说，是送我到江边，然后我自己坐船去对岸的长途汽车站。他总是这样，送到某个临界点就停住脚步，仿佛再往前一步就会触犯什么看不见的禁忌。
“箱子沉不沉？”他问。
“不沉。”
对话就这么简短。我们站在那儿，看着渡轮吐出最后一批乘客，然后重新打开舱门等待新的人上去。夕阳把江水染成一种浑浊的金色，远处的船影被拉得很长，像谁随手画下的一道墨迹。
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顿了顿，又塞了回去。他已经戒了三年，这个动作纯属肌肉记忆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忽然发现他的鬓角白了一大片，不是那种星星点点的花白，而是整片整片地沦陷，像被霜打过的草地。
“爸，你回去吧，风大。”
“不急，看你上船。”
我就没再劝。我们之间从来就是这样，有些话说了也是白说，有些默契不必言明。渡轮开始鸣笛，那是催促的信号。我提起箱子往下走，走了几步回头看他，他还站在原地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肩膀微微缩着，像一尊被风塑形的雕像。
“到了打个电话！”他喊。
我点点头，转身走进船舱。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透过脏兮兮的窗户往外看，码头上已经空无一人。父亲走了，就在我一转身的瞬间，像被风吹散的一粒沙。
渡轮离岸，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。江水在船底翻涌，泛起白色的泡沫。我看着对岸的灯火逐渐亮起，一盏，两盏，像有人在黑夜里慢慢睁开眼睛。而身后的码头已经隐没在暮色中，连同那个缩着肩膀的身影，一同沉入了记忆的深处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。
三个月后，我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接到电话。心梗，很快，没遭罪。我赶回家时，只看到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深蓝色夹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刚听完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。
葬礼之后，我又去了那个码头。还是那艘蓝白相间的渡轮，还是那股潮湿的腥味。我站在当年父亲站过的位置，看着船来船往，忽然明白了些什么。
他当年站在那儿，看着我走进船舱，转身离去。他没有追上来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。他的沉默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尊严——尊重我的选择，也尊重命运的安排。
而我，在那个转身的瞬间，没有回头。我以为来日方长，我以为还有无数个可以重逢的码头。我不知道，那已经是告别的完成时。
江水依旧流淌，不分昼夜。渡轮来了又去，载着不同的人去往不同的彼岸。我站在风里，忽然想起父亲最后喊的那句话：“到了打个电话！”
那句话在风中飘散了九年。而我直到今天，才终于听清了其中的重量。
不是叮嘱，不是客套。那是一个父亲在临界点上的全部不舍——他不能说”别走”，不能说”我舍不得你”，他只能把千言万语压缩成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，假装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送别，假装明天还会再见。
而我，终究没有打那个电话。不是不想，是总觉得还有时间，总觉得等忙完这阵，等过些日子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码头上的风越来越大，吹得眼睛发酸。我转过身，像当年父亲那样，一步一步走回岸上。身后，渡轮的汽笛声再次响起，悠长而苍凉，像一声穿越时光的叹息。
有些告别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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